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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DP统计中,数字经济贡献不该是“虚拟”

经济观察

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中国GDP、中国制造业和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是同步的,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,而不是权衡关系。

近年来,全球经济形势处于非常微妙的时期。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被再次强调。英国退出欧盟的经济影响需要引用GDP的变化。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辩论需要参考GDP数据。安倍经济学的有效性也应该用GDP数据来衡量。

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14年的英国,当时GDP统计突然增长了5%。原来卖淫、贩毒也在统计之列,——被英国媒体嘲讽为“沙发缝里的魔法”,意思是孩子在沙发缝里拿零钱的把戏。

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最好的量化统计工具

应该承认,GDP指数是量化经济活动、分析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,至今还没有更好的量化统计工具可以完全替代它。试图“去GDP化”和“GDP怀疑论”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。

当英国经济学家戴安娜科伊尔(Diana coyle)主张捍卫GDP作为理解经济的工具的作用时,她强调“我们应该清楚GDP的局限性”。

GDP作为交换价值的指标,只显示投入交换(广义上的交换)的产出水平。如果经济活动中没有货币化的市场交换过程,GDP就不能反映和评价其经济作用。

比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包含大量“免费项目”,无法用GDP进行正确评价。我们无法用GDP来衡量加一个坦克的经济贡献,因为这个坦克的使用没有人付费。然而,很明显,国防在确保和平环境方面做出了经济贡献。

在数字技术时代之前,这种“盲区”的影响是有限的,政府的公共服务可以视为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,也可以进行单独的经济核算。但是家庭自给自足的生产和自助在正常社会中是平均分配的,“背景噪音干扰”作为经济数据是没有错的。

然而,随着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,大量的“数字技术红利”无法用于有效的GDP统计,GDP盲点问题凸显。

数字经济的贡献难以准确量化

数字时代的市场交换过程远比工业时代复杂,涉及大量的免费公共服务。比如用户在网上购物、点外卖时,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,平台经济的服务贡献没有体现在GDP指数中。买家的展示是不付费的,而且这项服务不产生GDP数据,反而增加了购物的准确性。

公共服务也是如此。以城市拥堵控制为例,很多城市引入云城市大脑,利用大数据实时调整红绿灯时间,拥堵排名持续下滑。这些都有利于GDP质量的提高,增加大众的收益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数字经济指标可以看作是一套新的区域发展衡量标准。

问题的本质是数字技术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低成本,从而产生了很多免费的信息服务。然而,这种免费服务被排除在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统计之外。这有点自相矛盾。——数字经济以数字化为基础,但其经济贡献难以准确量化。

再者,互联网的高效率和开放性产生了很多增值服务,GDP指数并不能真实反映其经济贡献。

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是对立的

因为GDP不能真实反映“数字技术红利”,所以公众很容易低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。最明显的是,“虚拟经济危害实体经济”的流行理论,是持这种理论的人被GDP数据误导,认为数字经济和“实体经济”是对立关系。

他们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绝不是“虚拟的”,而是实际上为个人、企业和各行各业提供服务。真实情况是,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中国GDP、中国制造业和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同步,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。

问题是中国的数字经济不容忽视。国家网办相关报告显示,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.3万亿元,占GDP的34.83354%,美国数字经济占比仅占10%。这是工业化时代以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过的经济格局。

经济管理和决策应该转变思维,适应数字时代的经济形势。经济数据的统计和评估是所有管理和决策的基础。因此,如何解决GDP指数中“数字技术红利”的盲点,如何正确评价“数字技术红利”的经济贡献,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。

管步玉(经济学家)